刘胜军:财政部,大伙儿喊你减税呢!

x; font-variant-ligatures: normal; font-variant-caps: normal; -webkit-text-stroke-width: 0px; text-decoration-style: initial; text-decoration-color: initial; text-size-adjust: 100%  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。x; font-variant-ligatures: normal; font-variant-caps: normal; -webkit-text-stroke-width: 0px; text-decoration-style: initial; text-decoration-color: initial; text-size-adjust: 100%”>  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。一个国家负责出口,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,一个国家负责花钱,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。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,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。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,但这种婚姻是幻觉,是不能持续的,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,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。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

  次贷危机后,过度消费的美国民众只得面对现实:去杠杆,少消费。

  于是问题来了:“中国生产 美国消费”的模式,现在美国少消费了,中国怎么办?答案只有两个:一是中国少生产(这意味着经济减速),二是中国多消费。

  在金融危机后失衡的世界中,消费成了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希望所在。

  2.消费为什么很重要

  关于消费的重要性,林毅夫发表过“误国误民”的观点:

  • 我不反对消费。消费非常重要,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,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。

  • 过分强调消费,就是没有分析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特性。如果接受国外那些理论,让中国必须以消费为主,这是公然要求中国陷入危机。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多消费造成的,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。

  • 我觉得提出这个看法的人,不是不懂经济,就是故意误导中国。

  喜欢“说大话”的林毅夫,其实大错特错。错在哪里?

  道理其实很简单: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,只有卖出去才是有意义的,否则就是库存和废品。能否卖出去,当然要看消费能力。

  从这个意义上说,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。过去中国长期实行“出口导向战略”,其实是“借用了”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。表面上看,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是出口和投资,其实最终动力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。

 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:消费是一种美德,节俭却是坏习惯。

  1936 年,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《就业、利息和货币通论》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:

  • 一则古老的寓言: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兴隆,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。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,不能如此挥霍浪费,应该厉行节约。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,觉得很有道理,于是迅速贯彻落实,个个争当节约模范。但结果出乎预料,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,一蹶不振了。

  • 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,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。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,使经济衰退,是恶的;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,使经济繁荣,是好的,这种矛盾被称为“节约悖论“。

 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林毅夫和凯恩斯差距实在太大了,劝君还是别抱怨自己没有获得诺奖提名了。

  问题是,中国人太喜欢储蓄了,而消费率之低令人惊讶。

  • 2017 年,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 gdp1%)。要知道,印度人均收入远低于中国。

  •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 2015 年度《世界概况》称,卡塔尔、科威特和中国大陆在收入储蓄排行榜上位居前三甲。卡塔尔、科威特都是产油国,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,中国的储蓄率实际是世界第一。

  对消费的重要性,中国高层有清醒的理解和认知。

  2014 年刘鹤撰文指出:

  我的基本看法是,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:

  1、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,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,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。

  2、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,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,提升服务业的比重,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。

  可见,在刘鹤心中,消费是与创新同等重要的“两件大事”。

  3.消费有潜力,但是…

  差距就是潜力。中国的消费率之低,意味着潜力之大。问题是,如何才能把消费潜力释放出来?

  2018 年 7 月,《经济参考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“养老、教育、医疗有望成拉动内需‘三驾马车’”,不料却引发不少舆论抨击。笔者认为这篇“弘论”简直是“黑白不分”,纯属找骂:

  • 养老、教育、医疗,是消费者的痛点,是制约消费的瓶颈,而非拉动内需的动力

  • 养老、教育、医疗,本应是政府公共预算解决的问题,但我们却把包袱甩给了消费者,严重影响了消费意愿

  可以说,教育、养老、医疗、房地产,是压制中国消费潜能的“四座大山”。

  与房价焦虑、房租焦虑、医疗焦虑、教育焦虑相伴随的是消费后劲乏力。

  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蔡继明的研究,住房贷款占存款的比例增加一个百分点,居民的消费支出下降2 个百分点。

  更令人焦虑的是,即便这一增速也还是靠“居民加杠杆”换来的,前景更不乐观:

  • 1996 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只有 3% ,2008 年也仅为 18% ,但是自 2008 年以来,居民杠杆率开始呈现迅速增长态势,到 2017 年已经高达49%,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。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从 20% 上升到 50% 以上用了接近 40 年时间,而我国只用了不到 10 年。

  ▲居民债务/gdp

  • 根据今年 8 月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领衔发布的中国家庭债务状况报告:中国家庭债务已经超过可支配收入,比例高达4%(意味着入不敷出),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,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。

  4.中国为何消费不起来?

  从基本原理来讲,决定消费的有两个因素:

  • 收入水平

  • 消费倾向:前面已经论述,教育、养老、医疗、房地产“四座大山”严重降低了民众的消费倾向,而是不得不存钱养老、存钱看病、存钱读书、存钱买房。

  居民收入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

  改革开放以来,有两个长期趋势非常明显:

  • 居民收入占 gdp 比重下降

  • 居民消费占 gdp 比重下降

 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是因,消费占比下降是果。

  居民收入占比下降,通俗地讲就是:居民收入增速赶不上 gdp 增速。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,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显著低于同期的人均 gdp,而且两者间的差距逐渐拉大。2017 年,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值不及全国人均 gdp 的 1/4 。

  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,居民获得的蛋糕占比越来越小,这是为何大家抱怨“获得感”不足的根源。国际对比更能说明差距:1990 年以来,美国劳动者报酬占 gdp 的比重平均值约为 55%,显著高于中国。

 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,国家可以划分为三个部门:

  • 居民

  • 企业

  • 政府

  居民占比下降,谁的占比上升?

  •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1978 -5% 。

  • 绝大多数年份里,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 gdp 增速。1994 – 2014 这6 倍。

  5.关乎国运的时代课题

  要提升消费能力,选择无非有三条:

  • 下决心减税,放水养鱼,休养生息。具体方法包括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、降低税率。

  • 政府把用于“铁公基”的经费用于教育、养老、医疗,实现从投资性财政向福利财政的历史性转型。 

  • 下决心抑制房价,根除“土地财政”的毒瘤。高房价本质上也是一种税收,因为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合计占到房价 2/3 左右。

  6.财政部:大伙喊你减税呢

  长期以来,财政部的减税诚意备受社会各界质疑。

  • 2014 年 3 月,柳传志在“中国高层发展论坛 2014 ”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提问:

  (中国经济)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,然后是 gdp 的增长,最后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,老这么下去我自己以为中国永远变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,不知道楼部长,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  楼继伟的“神回答”是:

  如果我能出现您说的那种现象我就太高兴了,没那回事儿了。

  除了否认事实,财政部另外一招就是“危言耸听”。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说:

  从稳增长来看,改革比全面减税更重要。这些年来一直在实行结构性减税,但效果不彰。究竟是减税力度不够,还是改革进展不理想所导致,究竟是减税优先,还是改革优先,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尤其是在当前地方基层财政又在重现 2005 年以前的现象: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发放。在这种情况下,全面减税可能首先触发地方财政危机。

  不肯减税,把经济不好的责任推给“改革不力”,甚至威胁说“减税会触发地方财政危机”。财政部的减税积极性,由此可窥一班。

  不仅如此,刘尚希还“诡辩”地说:

  按照拉弗曲线原理,税率已经处于拉弗曲线右侧,抑制了增长,必须全面减税。如果真是如此,北欧国家更要全面减税,因为北欧国家的宏观平均税率接近 50%,不然,北欧的经济就会停滞。而事实上并未出现。这说明,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就会进入拉弗曲线的右侧禁区,没有标准,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、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,也取决于一个国家老百姓对“福利—税负”匹配组合的选择。

  拉弗当年为了说明减税的必要性,急中生智在餐厅的一张餐巾纸画了一条抛物线,只是一个示意图,并未给出精确的结论。在这之后,他也没有严格证明最优税率是多少。事实上,也无法给出一个任何条件下都存在的最优税率。以拉弗曲线来证明全面减税是不足为凭的。

  人家居然有勇气都拿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作为对比,咱还能说什么呢?

 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忍无可忍吐槽说:

  • 财政赤字并不是越少越好,更不是收入增长越多越好。现在看到的情况是,财政收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(注:2018 年 1 – 7 月税收收入增速达到令人咋舌的 14% )。用我一位同事的话讲,没有赤字增加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耍流氓。

  • 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,但是企业和居民缺少实实在的获得感,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。公开资料显示,近几年的减税降费规模超万亿元,但这两年的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 gdp 的增速,单位 gdp 承担的财政收入增加了。这种现象让老百姓对减税政策的效果产生质疑,对市场的预期引导也会有问题。背后的原因是,政策制定是个系统工程,文件上规定的税率和税基可能减少了,但实际的征管力度可能加强了。

 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最近也直言:

  不仅是学术界,以曹德旺、蒋锡培为代表的企业家呼吁减税,也引发强烈社会共鸣。

  当前,中国经济处在“再平衡”的十字路口,衷心期待财政部以国家大局为重,放下“部门利益”,少一些辩护、少一些借口,多一些诚意,以猛烈的减税开启消费时代的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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